遵义会议会址


来源:《遵义市志》

 

1、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正门

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 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份。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拨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粟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埃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粟色。

   1953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1964年毛泽东“遵义会议会址”题字

从195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 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避柜(原物),其中一个避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粟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不一道可拍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烟、钉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喘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陈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

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柏辉章加的门牌坊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 粗布垫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那清癯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宵衣旰食、呕心沥血的 马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遵义会议会议室 军委总司令部办公室
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兼住宅 遵义会议期间朱德和康克清同志办公室兼住宅
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同志办公室兼住室 遵义会议期间彭德怀、杨尚昆同志住室
遵义会议期间刘少奇、李卓然同志住室 军委总司令作战局(一局)局长彭雪枫同志住室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色的老式俄国毯。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窗下的红漆九屈桌上有铁座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红蓝铅笔等物件。壁上挂竹斗笠、狗版手枪(康克清所用)、望远镜以及朱德和康克清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窑洞前的合影,为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所摄。朱德忠通而又慈祥的面容配以康克清英姿飒爽的风姿,不难想见他们共同度过的艰苦曲折的革命春秋。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夜景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桌然、彭德怀、杨尚昆,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现在也按原状陈列。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旧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

  当年在军委总司令部工作的作战局长彭雪枫的办公室兼任室以及作战局的参谋人员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总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复原。

遵义会议会址楼房的房间里,留下许多当年红军写下的宣传标语——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
不发欠饷不打仗!(针对白军宣传)
继续消灭王吴军阀胜利!(王指贵州军阀王家烈,吴指国民党追剿军纵队司令吴奇伟)
赤化全贵州!
学湖南打土豪,土兵不打士兵,工人不找工人!

  红军离开遵义后,房主强迫工人将所有的红军标语铲掉,泥水工人怀着热爱红军的深
当年红军写下的标语
厚感情,机智巧妙地用石灰水将所有的标语覆盖起来。解放后,经过认真清理,多数标语仍清晰可见,重新展现在墙上。
紧挨会址主楼的跨院,当年是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办公的地方。机要室、译电室、油印室以及机要科的负责人、工作人员住室等都按原貌一一复原。

2、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居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19号内。
古式巷又名穆家庙,解放后更名为中山北路一巷。毛泽东等曾经居住过的房屋原为黔军旅长(同属川南边防军建制)易少全(号怀芝)的私人官邸。

  此房坐南朝北,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建筑,其格局与遵义会议会址大体相仿。楼房邻巷有一牌坊,四周高墙围护。它背倚遵义胜迹桃源山,屹立于鳞次栉比的楼房群中。楼房上下四周有走廊环绕,窗子为上下对开的鸳鸯窗,全用三角形的彩色玻璃嵌。走廊顶壁有各种花饰。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可以眺望繁华的丁字口大街以及葱翠的红花岗山岭。
毛泽东住在楼上左前间,室内有黄褐色的铜床一张,床上铺粗白布垫单,上置白布棉被、包袱皮做的枕头。还有一付马褡子。床头有一茶几,上置德国西门子皮包电话机一部。窗下的红漆九屈桌上置马灯、铜墨盒、军用地图、三磅热水瓶、白搪瓷缸。瓷质笔筒内插公鸡牌白杆黑色铅笔和德制六棱蓝铅笔。桌上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信封。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另外还有雕镂精细的紫檀木靠背椅两张、茶几一只。

张闻天住在楼下左前间。王稼祥住在楼上右前间。两位同志的住室,其陈设与毛泽东的住室大体相同。其余楼上楼下的房间是党中央干部与警卫员的住室。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旧居外景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旧居主楼全景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办公室兼住室 遵义会议期间张闻天同志办公室兼住宅
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同志办公室兼住室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雕塑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此居住了10天左右(1935年1月9日至19日),是他们在长征途中滞留校长的地点之一。他们除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外,毛泽东和张闻天还参加了在天主堂内举行的红军干部大会,并讲了话。1月12日,毛泽东还出席了在老城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举行的群众大会,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王稼祥因伤重,行动不便。没有参加更多的活动。

  毛泽东的住室于1964年复原对外开放。张闻天与王稼祥的住室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复原对外开放。1983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将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同志的住处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

3、红军总政治部

  红军进驻遵义后,总政治部机关设在老城杨柳街的天主
坐落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的红军总政治部
堂内。
  天主教堂建于清同治五年(1867年),由经堂和学堂两大部分组成。经堂位于整组建筑北端,系罗马式伞形状拱顶建筑,室内空斗、砖墙栗色木柱、穿斗屋架,纵深四排32根高达7米以上的圆柱支撑、巍峨庄重,堂皇富丽。

  为了发动群众,红军刚入城,总政治部即在经堂内召开过群众大会。参加开会的有泥水匠、木匠、石匠、裁缝、篾匠、打草鞋的、卖小菜的、商店老板、行业的师傅、学生、教员等一二百人。在总政领导下,通过群众代表的认真讨论,决定很快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回山乡革命委员会”、“赤色工会”、“政治部保卫游击队”等各种革命政权组织、群众组织与革命武装,迅速把遵义的各种革命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会上还向群众散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共中央告民众书》、《出路在那里》等革命文件与宣传品。同时遵义的“干人”(即穷人)还在这里分过官僚、地主的浮财。
天主堂经堂外景

  红军二渡赤水,再克遵义时,总政治部还在经堂内召开过营、科以上的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在会上讲过话,向广大干部剖析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讲解红军正确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经生动地说过,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处处被动挨打,决无自主活跃之概,那时红军的处境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随时被狗咬着。”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红一军团司令部还在此召开过大会,总结遵义会议后一月来的作战情况。
当年,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以及在总政工作的蔡畅、刘群先等住于此。

  在遵义会议前夕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以及在总政工作的李一氓、潘汉年等居住在离总政机关驻地不远的一个知识分子叫傅梦秋的家里。
  天主堂经堂内景、红军二战遵义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营、科以上干部大会上作过讲话


  现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经堂内作复原陈列。供人参观。当年的讲经台以及教民做礼拜用的长排椅凳陈列在那里,让人想见红军干部于 马倥偬之中在这儿聆听领袖们讲话时神情专注的情景。

  学堂里的所有房间作遵义会议的辅助陈列、红军在遵义开展的革命活动的专题陈列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专题陈列。

  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红军长征进军贵州。介绍中央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导致中央红军在革命根据地内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史实。其中包括通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通道、黎平转兵贵州,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有关情况;红军通过
遵义会议辅助陈列馆
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猴场会议;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域进军。

  第二部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介绍红军进入遵义城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向张闻天、王稼祥做思想工作的情况;遵义会议出席者的照片,以及部分同志在长征中用过的物件;遵义会议的贯彻传达;鸡鸣三省博古交权;遵义苟坝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建立;党中央决议以及中央第一代领袖对遵义会议的论述等。

  第三部分,运动战的光辉范例——红军四渡赤水。这一部分着重介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引下,为了调动敌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黔北、川南、滇东北有效地开展了一场游击战以及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光辉史实。其中包括: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入川,一渡赤水,土城受阻;转兵扎西,扎西整编,扎西政治局会议(讨论张闻天起草完成后的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转兵贵州的战略);二渡赤水;回师贵州;娄山关歼敌;遵义城歼敌,首获长征大胜;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英勇牺牲。三渡赤水;诱敌北上;调出滇军;四渡赤水;秘密东进;重返贵州;威逼贵阳,谷脚歼敌;渡北盘江西出贵州;突出敌人重围,巧渡金沙江,实现北渡长江战略部署。最后以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作结。
反映红军强渡乌江的展面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展面
运动战的光辉--红军四渡赤水多媒体展面 红军在遵义开展活动的展面
红军在遵义地区写下的木板标语 当年红军用来印刷革命宣传品的石印机
 
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题陈列展览  

  红军在遵义开展的革命活动的专题陈列,主要反映红军经过遵义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若干史实。陈列着红军在遵义时建立的各种革命政权组织、群众组织、革命武装的许多照片、文物、图表。还有许多珍贵的红军木板标语(原件)。比如广为流传的:“红军到,乾人(穷人)笑,绅粮叫;白军到,乾人叫,绅粮笑;要使乾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史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专题陈列,介绍自遵义会议纪念馆建立后,以来馆参观的时间为序,有下列领导人来过遵义会议纪念馆:邓小平、杨尚昆、李井泉、荣毅仁、阿沛·阿旺晋美、方毅、张劲夫、廖汉生、李德生、宋任穷、姬鹏飞、李先念、杨成武、杨静仁、陈慕华、田纪云、司马义·艾买提、洪学智、乔石、王因茂、李鹏、杨汝岱、江泽民、宋平、李沛瑶、张震、李铁映、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吴邦国、李锡铭、朱镕基、胡锦涛等。
遵义会议辅助陈列与红军在遵义开展的革命活动专题陈列室空面积429平方米;展线长160米;文物展品84件;图10张;表9幅;说明203条;照片126张,画8帧。

4、博古、李德旧居

  遵义会议期间秦邦宪(博古)住处,位于老城杨柳街遵义会议会址后门处。这里原是国民党黔军25军第七师副师
博古、李德旧居一景
长侯之圭(侯小白)的私宅,修建于二十世纪20年找末期,为木结构的前后两进、四榀三间、上下两层的走马转角楼。肖进仿西式风格装修,颇具当年盛极一时的中西合璧建筑特点。后进为石灰粉墙、小青瓦、悬山顶,富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为541平方米。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省无锡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1931年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9月实际上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王明(陈绍禹)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帮宪、张闻天、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被指定负总责;时年仅24岁,成为我国党历史上最年轻有主要领导人。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在第五次后“围剿”中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
秦邦宪(博古)办公室兼住室
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进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秦邦宪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线 上的正确性;至于撤离中央苏区,他列举了一系列客观存在的,也是众所周知的因素,强调第五次反“围剿”与前几次反“围剿”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国民党军力量的强大;在个别战斗指挥上的失误,也作了一些检讨。博古有记笔记的习惯,他在会议整个过程中,认真地听取和记下同志们发言的内容。虽然他并不为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最后合肥市表态“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只要是多数人们决定,我个人当然服从,总负责的职务,可以交给更适合的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会议那样大的压力下,始终没有失态,应该说他的再现是得体的。会议最后一致认为他们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后不久,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总政治部代主任。

  红国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7年1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不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参加国共谈判。1938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1941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延安整风后,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检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宪法草案审议工作。4月8日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公39岁。

  秦邦宪精通俄文,译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这位参加长征的唯一西方人,因出席过遵义会议而蜚声全球。
李德(奥托·布劳恩)办公室兼住室


  1983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历经艰险从上海到达瑞金。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不懂军事,完全依靠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而李德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一无所知;他们放弃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致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领导问题,李德成了从矢之的,与会同志列举大量战例,对他的错误指挥和粗暴作风,进行了无情揭露与尖锐批评。会议最后决定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对此,他口头上拒不承认错误,但对同志们所摆的事实和讲的道理,开始有所感悟。会议结束后,他要求到红一军团去,以便“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

  1935年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按张国焘命令,要反“红大”中的四方面军同志带走,不准再北朝鲜。李德当即用俄语对李特说不许胡闹(李特懂俄语),还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党中央决定的正确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并要拉李特去见毛泽东,两人推推桑 桑 ,吵个不停。长征途中爆发的这场“二李之争”,给许多红国指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但在张车焘企图分裂红军的紧急时刻,能挺身而了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北上方针,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还是难能可贵的。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李德主要是在红军学校工作。193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让李德返回苏联,当飞机离开延安机场向西飞去时,他府瞰着机下起伏连绵的黄土高原,想起了在中国度过的二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是迷惘,是遗憾,还是无奈,或是留恋;他毕竟和红军指战员一起走完了艰辛的长征路,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心血、汗水。回苏联后,李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在华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共产国际也对其在中国期间的工作进行了审查,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于处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李德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战争结束后,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1954年,他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事翻译工作,后任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写有《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秦邦宪、李德住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向公众宣传和展出,1999年,遵义市政府拔专款修复,年底,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据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复原陈列了秦帮宪、李德的任室,同时复原陈列的还有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警卫员黄英夫等人的住室。

5、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位于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旧址原是国民党黔军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
遵义会议期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外景
,建于二十世纪20年代来,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1155平方米。

  1931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毛泽民高产田行长。自此,在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反对国民党军“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4年10月中旬,国家银行的14位同志编入军委直属纵队15大队,几百人轮流着一百多副担子,抬着黄金、白银、银元和印票子的纸张、机器、由一个连护卫着开始踏上长征路。

  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行驶 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
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和苏维埃国家银行
行长毛泽民塑像
苏维埃钱币
副主任。委员会下设调研、没征、财务、管理四个科。其任务是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对士谊劣绅的政策、征量筹款,补给部队或散发给人民群众。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利用部队休整机会,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当时,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点征途中必需的小物品,银行同志就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同时,考虑到部队离开后,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也避免敌人对使用币的群众刁难、迫害,就以国家银行名义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兑换苏币,并在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处没立兑换点,桌上堆入着银元、食盐和烟等实物,让群众自由按市价进行兑换。如在苏区时一斤盐要一元,这时一元就可买七斤盐,还强以 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一元苏币到国家银行换一元二角现洋,也可换二元国民党发行的票子。
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 ,红军所用的苏币,均可按日兑现,因此,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站、面馆、酒楼、书店均门庭若市,比以往莫不利市三倍。广大群众从历史上军队所过外,强行扒行“军用”,用过后又变成废纸的情况,与红军在遵义的做法相比,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英明伟大。这不仅维护和提高了苏维埃币的信誉,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毕恭毕敬 军的污蔑宣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同时,也维持了红军的经费开支。

  当红军决定撤离遵义的前夕,中央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
《肩挑的银行》展面
工作,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一张张、一叠叠冒着白色恐怖留存下来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党,我军模范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
  1999年遵义市政府拔专款修复中央没征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办公旧址,并按原样在楼下陈列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长征时任总供会部部长、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的住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毛泽民的住室;以及钱之光、李井泉等同志的住室,还复原陈列银行管理科、发行科、出纳科、会计科和没收征发委员会办公室。2002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纪念馆在旧址楼上推出《肩挑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在遵义》专题陈列。使旧址成为展示我国解放前金融工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场所。现在瞻仰会址的观众,几科都要到此参观学习。

6、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陵园
  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陵园坐落在市内凤凰山周岁麓的小龙山上,整个陵园坐北朝南,前监湘江河,后靠葱茏翠绿的凤凰山,与当年红军鏖战的红花岗,老鸭山遥遥相望。
红军烈士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遵义人民不忘长征途中在这里牺牲的红军将士,在当年战场遗址找到了77位红军烈士坟墓,1953年,市政府确定在小龙山上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烈士遗骸陆续集中迁至山上,同时把早已远近闻名的“红军坟”,从桑木桠也移到小龙山。从此,遵义人民习惯把小龙山称为“红军山”。经过40年来的维修整理,现已建成颇具规模的红军烈士陵园。

  走进陵园大门,沿石阶而上,在陵园项端的平台上,首先映入的眼帘的是一座座气势雄伟磅礴,造型设计新颖别致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是1984年11月2日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阴刻贴金。整个碑高30米,下宽6米见方,预宽2米见方。碑的顶端,是5米高的镰刀锤子标志,该标志表层是氮化钛合金片呈鱼鳞状结构,在阳光照射下熠熠闪光。碑的外围是一个直径20米,高2。7米,离地面2米的大圆环;贺环外壁上镶嵌着28颗闪光的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奋斗,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一胜利是千千万万烈士鲜血换来的,他们虽死犹荣,他们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圆环内壁是4组汉白玉石浮雕,内容是“强渡乌江”、“遵义人民迎红军”、“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大圆环还由4个5米高的红军头像托着,头像用紫色花岗岩石雕凿而成,东南侧为老红军形象,西南侧是一个青年红军形象,东北侧是赤卫队员形象,西北侧是女红军形象,寓意着红军威震四方。
红军坟


  “红军烈士纪念碑”是1984年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建造的,由著名雕塑家叶毓山教授设计。

  纪碑的北面小山坡上,是“邓萍烈士之墓”。邓萍的遗骸,是1957年厦,在中央军委和时任国防部长,长征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亲自关怀下,经党政军民和各界人士的调查研究,在老城干田坝找到的。1958年开始动工修建邓萍墓,次年初建成。墓地在陵园平台正中位置,由正墓室、左右侧室及石雕花圈组成。墓身均用红砂石料扣左,通宽32。55米,正墓室高于侧室,呈“凸”字形,墓顶正中竖一红色五角星。1959年清明时节举行了迁葬仪式,将盛有邓萍遗骨的棺木放在正墓室中。1984年,为修建“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墓移至碑的北面。

  1979年10月,当年和取萍一起在前沿阵地察看玫路线的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为邓萍撰写了墓志铭:
邓萍同志四川富顺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官学校早期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与黄公略同志一起党派到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一团作兵运工作,该军第一团在彭德怀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改编为工农红军,邓萍同志历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战斗中光荣牺牲,邓萍同志对人民革命事业、对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深谋远虑,风华正兴,任劳任怨,平易近人,英勇善战,为党献身。邓萍同志永垂不朽!

张爱萍
一九七九年十月写寄自北京

  如今邓萍墓地,四周松柏挺拔,墓后凤凰山一片苍翠墓前湘江水长流。

邓萍烈士墓

  距邓萍墓西面处,有一座红军卫生员墓,群众称为红军坟。

  几十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它已成了一个继承红军优良传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遵义的时候,驻在桑木桠的一个连队,有一位年轻的卫生员,他有一手高明的医术,更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当战友们忙着给老百姓诊病、送药,由于他热情、耐心、周到围几十里的农民,都找他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找他,总是有求必应,一天忙得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好。
一天傍晚,有个小孩子找卫生员,说他爸爸病了,一身烫得火烧一样,请卫生员快去给他爸爸诊病。卫生员一听病人高烧,立即随来人爬山越岭跑了几十里路,才到了病人的家。他看病人是患伤寒,病情非常严重,立即给病人打针、服药,并一直坐在病人身边观察病情变化,一夜未归。

张爱萍同志为邓萍撰写的墓志铭

  就在这天夜里,他所在连队突然按上级命令,在指晓前出发,但卫生员有回来,几处查问也无结果,出发时间到了,连首长只好留下一张字条,请房主人刘大伯转交给卫生员,叫他沿着部队出发的路追赶队伍。

  天亮后,还不见卫生员转来,老百姓都替他担心,红军已出发这么久了,他再不来怎能赶得上呢?红军一走,反动派军队就要来了,刘大伯和几个老乡站在高坡上焦急地望着,等了半天才看到卫生员急匆匆地走来,刘大伯急忙把连长留下的字条交给他。看了字条他大吃一惊,遂向刘大伯等道别,急速地去追赶部队。

  卫生员走了以后,几们老农怕出什么意外,仍然站在高坡上观察。突然,就在卫生员去的方向,靠尹家屋基后面传达室来枪响,几伴老乡的心情突然紧张起来,猜疑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不久,国民党保董家的几个狗腿子背着枪从尹家屋基那面走过来,等他们走后,刘大伯和几个老乡在桑木醚场口,看见卫生员躺在血泊里。刘大伯等见此情景,都伤心地落下了眼泪。大家都说:卫生员给这里的许多贫苦百姓医好了病,这次又是因为给老百姓治病,未能和部队一道转移,才遭到这班伤天害理的禽兽的毒手。红军为了群众,我们也得对得起红军,卫生员被杀害了,他的遗体可不能再遭蹂躏。于是在刘大伯等当即把卫生员安葬了。

  红军虽然走了,但是红军对穷人的好处,却深深地印在老百姓的心里。红军撤离以后,老百姓更加怀念红军,特别是经红军限于生员看过病的穷苦人对红军的怀念更为深切。在那黑暗的年代,人们盼望红军,便反希望寄托在红军坟上了,他们热爱红军,也热爱这座红军坟。

红军卫生员铜像

  不久,遵义国民党专员高文伯路过桑木桠,看到这座红军坟,他又惊又气立即把保长张建秋找来,命令把坟挖掉。桑木桠附近的老百姓,听到张建秋喊大家挖坟,又气又恨,在他的威逼下,大家徒手往坟边走。张建秋一看大家没带锄头,也没带撮箕,跺脚捶胸,大发脾气,保西和狗脚子找来了锄头,老百姓都不肯动手。张建秋气急了,拿起锄头亲自动手挖,刚把面前的一块石头撬动,上边的泥土、碎石轰隆一声坍下来,一块石头正砸在他的脚上,鲜血直流。老百姓趁机哄起来:“红军显灵了!”纷纷向四面散开。张保长众人跑散,心里更慌,顾不得脚疼,匆忙逃回家去了,红军坟便得以保存下来。老百姓本来就盼望红军坟显圣,自此以的,大家也就真把红军坟当作神灵来看待了。谁家有人出门未归,家里就到红军坟求“红军菩萨”保佑平平无事,谁家人病了,也到红军坟来许愿,甚至谁家没有生儿育女,他们就说红军坟有“灵难”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远近几十里经常有人来烧香、烧纸。红军坟在老百姓的心里真的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他们更

桑木桠红军烈士墓

加爱护红军坟,凡来烧香许愿的人,都要给细军坟添土、栽树、种花,于是红军坟越来越大,越来越状观。

  专员高文伯,一次又从红军坟旁边经过,他见坟比以前更大了,而且坟前还有香火,这使他更加吃惊,他觉得张建秋不会办事,于是又命令保董肖炳文去监督挖坟。刘大伯和桑 木伯和桑木桠的秀多老百姓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拿着锄头、镰刀,愤怒地质问肖炳文:“们们为什么要和这个坟作对,红军坟能替我们免灾除病,你们要挖它,就是和老百九作对。”肖炳文见群众不动,于是督促他带来的保丁动手挖坟,那些保丁也听说红军坟“灵验”心里本来就怕,一保丁不小心,锄头脱落在脚上,打得鲜血直流,以为红军坟真的有“灵”,心里更加恐慌,刘大伯和老百性乘机大喊:“红军又显圣了,红军坟动不得!”,吓得保丁浑身发抖,跪在坟前,磕头认罪。

  肖炳文见群情激愤,甚为,连心向专员电话请派兵前来助威。兵来了,肖炳文的狗胆也壮了起来,耀武扬威地叫兵丁、狗腿子挖坟。

  红军坟被挖了,然而老百姓仍对红军卫生员念念不忘。刘大伯对村里老百姓说:“红军打士谊,分果实,样样为的是我们穷人,卫生员也是为了老百姓牺牲的!我们不能眼看着红军坟被挖掉不管,要把坟再堆起来也不难,我们每个人抓一把土,垒 一志石头就行了。”大家都同意,并且很快地传遍了附近各个村落。从此不管是下田做活还是赶场、走亲戚,只要他们从坟边过,。都要带着泥土和石头往红军坟上放。这样,日积月垒 ,红军坟又堆起来了,而且以以前更大更坚固。

邓萍烈士雕塑
 

  遵义解放后,为了使人们便于瞻仰红军坟;悼念为百姓牺牲的红军卫生员,1954年3月,人民政府将桑木桠红军坟迁入遵义市烈士陵园里。红军卫生员遗骸虽然移葬,但当地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原墓 址处立一石碑,不论是每年清明节还是平时,群众自发地将“清”挂在墓地或化纸敬香。几十年来,桑 木桠红军坟和红军烈士陵园内的红军坟前,依然香烟缭绕不断。

  红军坟四周以青砂石砌成墓裙,裙高1。2米,上面封土,墓的最高处约3米,坟前2米处竖立着一块青石墓碑,碑座正方形,长宽各为1。1米,高62厘米,上立石碑,碑高2。03米,宽83厘米,厚19厘米,正面阴刻仿毛泽东手体的“红军坟”三个大字,背面阴刻着红军坟的简介。

  半个多世纪过骈了,由于红军卫生牺牲前未留下九名,而群众的印象是一位年龄小的红军卫生院员,就习惯称他为“小红军”,简称红军“小红”,这样,红军坟的墓主是“小红”,就一直流传下来。/长征路上牺牲品的年青战士成百

钟伟剑烈士雕塑

上千,绝大部分都未留下姓名,要进证红军坟里卫生员的真实姓名,那是非常困难的。

  1965年,风吹草动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政委钟有煌(后任该大学校长),带领学员到遵义野营,当地仔细看了“红军区”的简介后,联想到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医生,当部队撤离遵义郊区驻地时,确有十三团三营卫生员龙恩泉因外出给老百姓看病未能归队一事。钟有煌怀着对战友的真挚感情,离休后,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多方反复调查合适,最后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就是他的战友龙恩泉,钟有煌写了《红军坟传奇》一文,发表在1993年9月出版的《纵横》双月刊上。文章详细介绍了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广西人,他父亲是位土郎中,龙思泉从小在父亲身边学会了用草药治伤治病,1929年参加了著名百色起义,加入了红军部队,不久在连、营当卫生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牺牲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卫生员。

  钟有煌是龙思泉的直接上级,又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文认定的红军卫生员名为龙思泉的史实,在未发现新的材料之前,应该是可信的。

  红军坟下边,一座高4.5米的红军卫生员正在给干人儿子喂药的铜像,于1990年7月建成。

  邓萍墓东边,是一座表现邓萍中弹倒在张爱萍身旁的半身雕塑,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烈士牺牲的情景,塑像基座上刻有简单的文字说明。

  陵园西边的“青松堂”里,安放着16位无名烈士的骨灰盒,。而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大多数烈士的遗骸已经无法找到。“青松堂”三字,是李鹏总理1991年2月为陵园题写的。

  与“青松堂”邻的“”里陈列着邓萍、钟伟剑两位烈士的生平事迹。

  钟伟剑,1907年出生在湖南省陵县桃花乡的一个农民家里。1922年,考入湖南长中学读书,在这里受到了革命思想,

积极组织学生运动。1925年5月被国党逮捕,被其叔父保出应医后,考入黄浦军官学校,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出师被法,他在战斗中身先失,屡建战功,很快由连长升为副团长。
1928年3月参加了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桑值武装起义。此后,钟伟剑日本留学,先在史馆学校学军事,后又转入学习期间他与旅日的革命同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被日本当局出境。

  1932年,钟伟剑回到国内后,来到江西苏区瑞金,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担任战术教员,不久升任训练部部长兼第二团团张934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教育长。10月,长征开始时,钟伟剑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对参谋长,12月部队整编后,任中央军委对参谋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2月,部队第二次攻占遵义后,在老鸦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红军烈士陵园”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人民接受教育和吸取力量的一个源泉。
为进一步提升革命历史纪念地的整体形象,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完善景区功能,以表达遵义人民对红军烈士的崇敬之情,中共中遵义市委、市政工程正式开工,2003年12月竣工,现在红军烈士陵园更加雄伟壮观了,全国各地到此的观众。

7、在遵义的其他红军革命遗址

当年遵义人民迎接红军入城的地方--丰乐桥

  丰乐桥

  丰乐桥,是当年遵义人民迎接红军入城的地方。它位于遵义新城南门关下,万里路9原名丰乐路)南端,为遵义出南郊之通梁。桥为五孔青石圆拱石桥,长60米,宽7米,始建于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

  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长征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来到黔北重镇遵义。遵义的工人、农民、贫苦市民、教师、学生、工商业者,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组织下,纷纷来到丰乐桥头,迎接自己的亲人。当地的一些著名人士、耆老也按传统的习俗,在桥畔的“接官厅”摆了香案,迎接部队入城。

  人民群众冒着严寒、打着三角小旗,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燃放鞭炮,喜气洋洋。他们前呼后拥,络绎于途,出现了遵义城从未见过的盛况。古老的丰乐桥畔,人流与江水共涌,鞭炮同锣鼓争欢。

  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家稼、博古等领导人出现在桥头时,人民群众簇拥上前,高呼口号:
  欢迎红军!
  欢迎朱毛总司令!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人民群众热烈的吹呼中,毛泽东、朱德等下马与拥上前来的群众代表亲切握手致意,并肩走过石桥。部队入城后,人民群众一直跟在后面欢呼着将自己的领袖送到驻地。毛泽东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曾站在人城后的临时驻地老城府衙门前的方桌上,给大家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工农红军的性质与纪律。遵义人民第一次听到真理的声音,无不感到振奋、个个兴高采烈。

  当年曾书写过欢迎红军入城的标语,以后又是“红军之友社”主要成员的余选华,40年后的1975年,回首幸福的往事,心潮澎湃,曾填词一阕以的抒怀:

  沁园春·遵义
  记得当年,红军北上,遵义观兵。
  想乌江强渡,霆奔电闪;
  娄山摧敌,雨骤风横。
  三中广场,万人大会,如纶天语听分明!
  最难忘,是壶浆夹道,
  三辔偕行。
  工农遍树红,更红军之友结社成。
  今桥访琵琶,街寻杨柳,低徊往迹,缱绻深情。
  四十年来,天翻地覆,红透江山玉宇清。
  凝眸处,看红楼耀日,历史名城。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红中总政治部在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教堂内召开了遵义群众代表大会后,人民群众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与任务以及北上抗日的主张等的宣传教育,革命热情高涨,对反动派、反动阶级实行革命斗争的要求非常强烈。在总政特派员的指导下,红军帮助人民群众很快在新城豫章学校建立起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政府内)这是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以来在进军途中帮助人民群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

  政权组织,也是黔北高原上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为一楼一底的青砖木结构房屋。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由毛泽民、罗梓铭、周守如、邓云山、周司和等25个委员组成,红军干部罗梓铭为主席。委员会成立后,首先推行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和劳动法。领导在郊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没收地主的财物、田土、房屋、果园、菜园。打土豪,分财物,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县革委会又组织了七八百人的“工人游击队”和1000多人的“革命先锋队”,在城内的主要街道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根据人民群众要求,县革委还召开过有1000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对抗拒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钞票、破坏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投机奸商、不法分子黄屠户予以镇压,此举大快人心,显示了遵义人民群众第一次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政权的无究威力。县革命的肃反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检举与积极协助下,将曾在成都破坏过我党地下组织,此时混进“红军之友社”从事盗窃机密活动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将××逮捕法办,纯洁了革命队伍。

  但对守法的官绅、地主、豪商,县革委一律执行正确的政策,予以保护。下面就是当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对守法的地主出具的一张证明;

  兹有地主兼自由职业者(教书)余伯容自愿向本会捐了革命经费壹佰元,他的家产除乡间田屋外,城内一切财产,应切实予以保护,若无发现反革命事实,任何革命机关,不得逮捕与没收,特给此证为凭。

红军组织召开万人大会会场、
贵州省第三中学操场

  遵义县群众大会会场

  红军来遵义时曾经召开过的群众大会(群众习惯称“万人会”)会场,设在遵义老城办协台坝的省立第三中学操场。
贵州省立第三中学遵义人民习惯称“老三中”。它的前身是清光绪未年遵义知府袁玉锡废科举办新学所倡办的第一所新学堂——“遵义府中学堂”。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王若飞舅父)于1962年曾就任过省立第三中学的校长,今天还保留着黄先生执教过的办公遗址供人参观。

  红军进驻遵义后,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邓颖超、贺子珍、董必武、余特立、谢觉哉、廖似光等曾住在这里。当时休养连长是候政、董老是支部书记,指导员是李坚真。

  红军为了执行三大任务,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于入城后的第三天(1953年1月12日)在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若干年后,一直在遵义人民群众中传为佳话,有口皆碑。

  大会主席台设在大操场南端,主席台前的巨幅红布标语上书写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十个大字。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遵义卫区政治委员陈云以及遵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

  朱德首先在会上作演说,他讲了红军的性质,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并表示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阶层人士、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接着毛泽东宣讲了中国共产产与苏维埃的政策和主张,讲解共产党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以及工农红军冯上抗日。接着毛泽东宣讲了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政策和主张,讲解共产党不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以及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

  李富春也讲了话
  毛泽东、朱德、李富春的演说,以通俗的言词,阐明了苏维埃红军的主张,揭露了反动派的罪恶与欺骗,他们的话深深印在广大人民的心坎里。

  群众木工代表、妇女代表以及一个遵义籍的小红军战土也会上讲了话。

  接着主席团向到会的人民大众解释成立工农兵临时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意义,宣布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大会行将结束时,总政治部散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出路在哪里》、《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以及在遵义用石印机刷的《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等革命文件与革命宣传品。

  会后,朱总司令与红军战士一起,在大操场上和三中学生比赛篮球,官兵与人民同东,传为挂话。

在红军的帮助下家里起来的“红军之友社”

  红军之友社

  “红军之友社”又称“红军之友协会”,是红军进驻遵义后帮助青年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大多是小学教员与中学生。社址在万寿桥(今新华桥)头磐安门侧的中营枸杜家公馆内(今遵义市人民印刷厂)。

  “红军之友协会”,在红军未进遵义之前,在中国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即已在省立三中学校秘密活动。红军入城前夕,“协会”会员便积极书写欢迎红军的标语,筹备欢迎红军人城的各项活动。红军入城后的第二天,红总政治部批准,将“红军之友协会”改名为“红军之友社”

  “红军之友社”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展宣传活动,同时协助红军进行一些革命工作。如协助分发打士豪的财物;带领红军进行一些革命工作。如协助分发打士豪的财物;带领红军干部清理士豪、官僚家里的书藉,将有用的报刊、书籍送交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同志查阅。当年,徐特立就曾在该社主要成员之一余选华的向导下,几科走遍了老城的大街小巷,发现并保护了很多有价值的图书,如著名的《遵义府志》,遵义著名的文化名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人的著作。

  “红军之友社”开展的宣传活动比较广泛,曾在遵义最热闹的地方——新城丁字口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男女社员激于革命热情,纷纷登台讲演,或用通俗文艺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政现主张。下面就是当年社员宣传冯上抗日的一则莲花闹。

反帝国主义莲花闹
同志们,不要吵,听我唱个莲花闹。
莲花闹,别不扯,单讲帝国主义者。
讲起来,本很长,恐怕各位事又忙。
简单的,就讲起,日本强盗矮子鬼。
日本国,地面小,邻近中国几个岛。
地面小,心生计,就向中国打主意。
打主意,本很久,六年公开大动手。
一动手,就出兵,东北各省一口吞。
放大炮,丢炸弹,找死工农几千万。
第一件,大家来,加入反旁大同盟。
第二件,要武装,学习军事打好枪。
第三件,要认真,实际拥护我红军。
第四件,要齐心,团结好像一个人。
四件事,都做到,帝国主义定找倒
打倒他,不要忙,中央政府有主张。
这主张,大家看,就是对日来宣战。
同志们,事听清,大家努力大家行。
大家行,莫空讲,推翻万恶国民党。
莲花闹,闹得久,唱得此处暂收手。
同志们,不讲情,莲花要往别家行。

  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河进军时,“红军之友社”的大部份社员(包括少部份社员)参加了红军,走上武装斗道路。

帮助红军救治伤病员的平民医院

  平民医院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由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得人心。

  突国西征以来,红军在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及突破乌江天险的战斗中,有一批指战员负伤。当时,红军医药奇缺,总卫生部决定趁部队在遵义修整期间,向遵义的药房购置一批药物,并发动遵义的医务工作者开办医院积极救治伤员。
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红军的号召,全力以赴。丁字口最大的一间西药房“太平洋药房”的老板谌明道将大批药口卖给红军。他在当年的一本历书里这样记载着:

  “……下午红军大部入城,……卫生部长贺诚到遵,背个斗笠,提一根竹竿,走到丁字口到我家问一声谌先生你的生意好吗?我是卫生部长贺诚,你所有的药,我完全要,我拿来还是发给部队用。他叫我拿几张纸,写上卫生部长贺诚,他们见了此条,不会再向你买药了。……二十八日(按:指1935年2月28日,红军二占遵义城时间),城外战事激烈,王军和薛军九十三师大败。贺部长请我代为招呼红军伤病员,我将西药全部献与红军,得红军票二百九十余元……”

  为了医治红军伤病员,当时遵我著名的“中英药房”等几间药房的医师与热心的人民群从,很快在新城龙井沟内的友栖寺(又名观音庙)以及蜡光庙、张爷庙、姜公祠里办起“贫导医院”。经费、医药、器材全由人民群众自愿损赔,从损钱10吊(合银元一元)到20吊、30吊、50吊不等,过路的一个四川客商,闻说救治经劳伤病员,也慷慨解囊相赠,赠损400块银元,在登记簿上留下“无名氏”三字。

  医院有经理兼主任医师1人,下设4个组,共有医师16人,护士7人(均为男性)司药2人,总务1人,采买2人,书记1人(负责文字工作)、杂务3人。

  根据总卫生部的指未,为了发场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医院同时收治部分伤重的黔军、川军和滇军士兵,因为他们大多是穷人子弟,是被迫拉去当兵的。1635年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搞垮了这所医院,现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还珍藏着当年“平民医院”的一个袖章:白布袖套上缀着一个红十字,墨写“平民医院”四字。

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的回山乡革命委员会

  回山乡革命委员会
  回山乡革命员会旧址在遵义新城南面坳上周家院,是几间木结构的民居。这是红军来遵义后建立起来的一个乡级革命政权组织。管辖城南的几条大小街道和邻近的几个乡村。这片地方原名“回山镇 ”因“回龙寺”与“湘山寺”两个有名的寺庙而得名,红军来后,改名为回山乡。

  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是在丰乐桥头的接官厅“里举行的,推选农民邱本立当主席。委员会内有委员、文书、通信员、炊事员等多人。成立大会结束,家民们,居民们和组织起来的工人游击队员一道,带着翻身的喜悦,满怀激情地举起三个小旗,燃放着鞭炮,锣鼓宣天地举行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游行。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沿途高呼打倒恶霸地,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新城一直游到老城的琵琶桥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才散去。

  回山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委员会决定将打土豪的具体任务交给游击队。分田地的办法是种田的农民田园 ;卖水果的分果树,果园;卖菜的分菜的分菜园。并组织了几个插田队,削制了若干一尺多长、二指来宽的竹片,写上农民的姓氏、名字,准备插牌分田。插田队在红军带领下,怀着第一次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忙碌了三四天,将城南蓝家堡、土地坝一带的蕉园、窑坑、小院、龙洞湾、白家膀、水鸭湾、张家湾、上水关、堰塘、土地、攒山等地属于军阀、地主的田地分头插完。山乡一片欢腾,真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后来,因为红军执行新的战略任务,迅速 离开遵义移动,回山乡一带的田地没有分成。

  另外,回山乡革命委员会还作了很多支援红军的工作。他们组织了几百人的运粮队,把离城十多里内的地主、官僚家的谷物运来,加工碾成白米,然后运到城内各个红军和游击队驻地,供他们用食用。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将军墓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将军墓

  红三军团参试想长邓萍将军墓位于遵义老城凤凰山北麓的小龙山上(见图)。长方形墓,红砂石镶嵌,由张爱萍手书:“邓萍同志之墓”。1957年从邓萍当年埋葬处老城干田坝迁葬于此。墓冢周围,苍松翠柏,四季常青。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二渡赤水,挥师南下,在桐梓娄、娄山关、板桥一线歼击黔敌后,于1935年2月27日追敌至遵义城北的大桥、高坪、董公寺一带,迅速击败由娄山关一线溃退下来在此负隅顽抗的残敌及黔军尚有残敌。中央军委两次电令一、三军团务必在27日夜间集中全力实行迂回,火速解决老城残敌,并作好准备,于次日打击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增援部队。

  为了攻占老城,实施中央军委作战计划,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三军团十一团团长蓝国清、政委张爱萍等陪同下,亲赴老城小龙山西北麓侦案敌情,不幸被北门外拱安关上的守敌击中,壮烈牺牲,时年27年岁,邓萍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为了纪念战友、首长,遵义捷后,当三军团部队在遵义鸭溪集结时,张爱萍于1935年2月赋诗痛悼邓萍烈士:
长夜沉沉何时旦
黄埔习武求经黄
北伐讨贼冒战雨,
平江起义助烽焰
“围剿”粉碎苦运筹,
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
三军征途哭奇男。

  1979年10月,张爱萍又从北京奇来手书的邓萍同志墓志铭:
  邓萍同志四川富顺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官学校早期毕业生。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与黄公略同志一起由党派到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一团作兵运工作。该年第一团在彭德怀同志领导下于1928年平江起义改编为工农红军。邓萍同志历任红五军参谋长等职。1935年2月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战斗中光荣牺牲。邓萍同志对人革命事业对党忠心耿耿,艰苦斗争、深谋远虑献身。邓萍同志永垂不朽!

   邓萍烈士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捐躯,热血洒在遵义土地上,英雄形象与凤山同在,革命精神共湘水长流。

  红军坟
  红军坟在遵义老城小龙山上(今红军烈士陵园内)(见图)。墓茔用青石嵌,圆形。墓书“红军坟”三个大字。自红军进入遵义以来,遵义四乡即流传着关于红军坟动人的故事,深人人心,远近皆知。

红军坟

  1935年1月中旬,红军来到遵义在深入发动群众的时候,得知城南七里远的桑木桠流行着鸡窝寒(伤寒),十室九空。红军即派出卫生队自亲治病后回到桑木桠驻地,发现部队已经离开他根据留条示的方向,手提马灯急速追赶部队,行至尹家层基,被暗藏的地主武装枪杀。噩耗传开,桑木桠人民悲恸万分,纷纷赶到红军卫生员牺牲的地方,将亲人的遗体安葬在路边,四时祭扫,络绎不绝。

  在红军离开后的苦难岁月里,人民每有病无钱医治时,便带着香烛纸钱到红军坟前祈褥,希冀红军卫生员在阴间保佑他们解除病痛。早日康复。人民群众如遇苛捐重重款,拉夫抓夫等苦难无法摆脱时,也每每至红军坟前吐诉,希望红军在冥冥之中庇护他们,“逢凶化吉”。这座坟,无形之中成了人民群从追求幸福,向往光明的化身。远近的乡亲,按着乡间习俗,频来祭扫,烟火来断。

  一次,一位老大爷上山砍柴受凉,因年老体弱无钱医治而日趋病重,他躺在柴床上思念着红军的好处,呻吟着不断叨念着红军卫生员的名字,念着念着,神志不清地便朦胧睡去,他看见红军卫生员身背红十字灰布挎名,急急来到他的茅草棚里,给他喂药打针,百般安慰,离开时又留下几包药,嘱他好好休息,说不几日病情即可转。老人激动不已。红军卫生员临行时,老人说附近不远的青冈林里暗藏着有反动派卫生员不路径,深怕他上当,于是挣扎着爬起来非要送卫生员不可,卫生员坚持不允,在相互推拉之际,老大爷的头不小心碰到柴门上,只听他“啊唷”一声,惊醒过来,浑身出了大汗,却原来是一个梦。老大爷顿时感到身子清爽许多,于是即刻告诉家人,说红军卫生员在他睡着后来给他治过病。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人民群众更附会红军坟种种神话传说色彩。于是“红军菩萨”救穷人,“红军菩萨显圣”等等不胫而走,百里之内,遐迩盛传。虔诚的乡民有的甚至说坟前的香灰是治病的良药,吃了包医百病。由此前来烧香的人越来越多,香烟终日缭绕,香烧在坟前堆积成小丘。

  反动派见人民群众如此敬仰红军,三次派人挖坟,欲摧毁在人民咫牢牢树起来的红军的伟大形象,敌人前两次挖坟,人民群从充分利用“红军菩萨显圣”以及反动派坟恐惧虚弱的心量状态,机智巧妙地对付过去。第三次挖坟,敌人动用了武装,穷凶恶极地在桑木桠的土地上,一直坚持到解放。

  为了便于人民群众瞻仰,解放初,人民政府将红军坟从桑木桠迁到城内的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里,红军坟迁走近,乡亲们有的仍去桑木桠烧香,当然来红军烈士陵园烧香的更多。

  现在,红军坟前还塑有红军卫生员替穷人家孩子治病的雕塑。红军坟的事迹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娄山关

娄山关

  娄山,位于黔北乌江与赤水河之间,自东北走向西南,群山巍峨,万峰矗立,海拨1500~1700米,相对高度为500米左右。它北临四川盆地边缘,南断乌江峡谷,东抵湘西十万大山,西接滇东乌蒙山系,莽莽苍苍,雄浑磅礴。
娄山关为娄山山脉主峰,海拨1576米,距遵义城50公里,是遵义县与桐梓县的交界处。北距巴蜀,南扼黔桂,自古以来,为川黔两省来往必经的孔道。

  关口周围奇峰突起,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关下,公路陡曲险仄,九曲盘旋,始达山巅。关口西侧的山峰 名“鸡爪山”,海拔1576米;东侧的山峰俨若巨锥,故名“大尖山”,海拔1444米;大尖山下有一小山依傍,称“小尖山”,海拔1321米。娄山关上的制高点为点灯山(又名点金山)海拔1422米,关上有1米多高的石碑一道,上镂“娄山关”三个阴文草书大字。

  自明迄清,娄山关上曾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为黔北著名的古战场之一。但娄山关真正闻名于世,还是在1935年以后。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中央红军欲“先机占领赤水、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大军行至赤水河,遭川敌重兵所阻,遂改变计划,东渡赤水(二渡赤水),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红军于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渡河后,挥戈东指,即向贵州桐梓疾进。正在桐梓驻防的黔军第四团(团长蒋德铭)忽接遵义黔军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电,饬他迅速向松坎方向推进,桐梓城防交第六团(团长刘鹤鸣)接替。于是蒋德铭留下两连交防之兵,匆匆率部北撤。黔军旅长社肇华亲率第六团由遵义的虾子场等地出发,兼程赶赴桐梓接防。

  2月24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迅速攻占桐梓,接军军委于25日指示红军部队要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并乘胜夺胜遵义。
  红军袭占桐梓县城后,军委趁黔军第六团正向桐梓趋进的空隙,令三军团第十三团是夜急速南进,力求先敌迅猛进占娄山关。

书法家舒同题写的娄山关三个大字

  25日上午9时许,红军十三团南进途中,在娄山关北麓的红花园与赶赴桐梓接防的黔军第六团遭遇,敌人猝不及防,被红军重创,且战且退,最后退守关上。

  为夺雄关,红军勇猛冲杀,与敌反复争夺娄山关侧的制主点点金山,终于在黄昏前占领。是夜,红军与敌对峙在关口一线。

  当晚,红十一团奉命从东侧取道点灯山下,迂回关南板桥之敌,断敌后路;一军团的一部也奉命于天明前抢占关侧的石炭关。

  娄山关上的守敌遭红军狠击,连夜速向遵义城军部告急,王家烈慌令黔军第十五团(团长金祖典)赶赴板桥增援;另派十团(团长宋绍奎)迂回增援关口之敌。

  26日清晨,娄山关上农雾弥漫,寒风砭骨。红十二团接替红十三团担任正面进攻,红十一团和红十团从东西两侧包抄关口至黑神庙一线之敌,激战至下午五时,红军终于夺下关口。敌人兵败如山倒,山崖草丛,遍遗黔军双枪兵的大烟枪与吸烟工具。敌残部沿川黔公路纷纷向遵义城狼狈逃窜。

  红军在娄山关至板桥一线击溃和消灭黔军三个团后,于26日夜间衔枚疾驰,挥戈南下,乘胜直取遵义。
娄山关一战,揭示了遵义大捷的序幕,首获长征以来的巨大胜利,立即显示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全军振奋,士气倍增。当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是娄山关战斗的战场指挥员。他坚决执行军委命令,勇猛果敢,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炮火,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指挥员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诗词碑《忆秦娥、娄山关》

  为讴歌革命的艰难与胜利,战后,毛泽东于2月作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为了纪念著名的娄山关战斗,贵州省委决定在关上竖一道石碑,将毛泽东手书的《忆秦娥·娄山关》镌刻在碑上,长留千秋万代。石碑悉用云南大理石镶嵌,长25米,高13.55米,纯金贴字。最大的字有3米多高,一般在2米左右,娇若游龙,惊似飞鸿。红日落照,石碑金碧辉煌,与雄关相映衬,巍峨壮美,气势非凡。

  1985年,在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时候,娄山关上又新建一座纪念碑,镂刻着张爱萍于1935年2月为歌颂遵义大捷而作的一首词:《西江月·遵义大捷》。

  红军书法家舒同为关口题写的“娄山关”三个大字亦镌刻在关口的山崖上。

  关口的小尖山上,保存着当年战斗的壕堑,曲折蜿蜒,深可及人。见之,令人思想昔日战斗的惊心动魄。

红花岗-老鸦山
  红花岗、老鸦山耸立在遵义老城西南面,海拔分别为1002米与1053米,郁郁葱葱,为遵义城制高点,历来为遵义城屏障。自清代咸丰甲寅以后,农民起义军多次在此与官军激战,播州古战场之一。

  1935年2月14日至26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在桐梓、娄山关、黑神庙、板桥一线歼击黔军后,乘胜兼程南关,直取遵义。
  27日,红军追至遵义城北的大桥、高坪、董公寺、飞来石,击溃黔军一、五、八团,于薄暮时分攻占遵义新城。但老城尚有残敌负隅顽抗,苟延残喘。此际,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正奉“追剿军”司令薛岳之命急急向遵义增援,情况危急。为抢在援敌之前控制遵义,争取战局的主动权,中央军委指出:“情况如此迫切,而又是转变战局的关键”,并于27日下午电令“一、三军团集中全力实行迂回,务期于27日歼敌,勿使良机稍纵。”
同日,军委又两次电令一、三军团于27日夜间火速解决老城残敌,并以精锐乘势跟追黔军溃退之敌,直到与敌援兵接触,以侦察敌之部署。令部队集结在遵主义城南适当地点,准备于次日打敌援兵。同时命五、九军团主力进到泗渡以南,作打援预备队。又令干部团赶到遵义接防,军委总部移至大桥、董公寺地区。

大尖山 小尖山

  28日清晨,盘踞在老城的残敌被红军肃清。是日,敌吴奇伟部由乌江南岸的修文、清镇兼程北上,趣赶到遵义城南效的忠庄铺地域,黔军王家烈部亦败退至此。吴、王在忠庄铺会晤商议,以吴部两师及黔军的第八团会攻遵义城。

  10时许,敌开始向红军控制的红花岗、老鸦山、插旗山、玉屏山、碧云峰诸山进攻,气焰颇为嚣张。坚红花岗的部队为红一军团之一部,老鸦山、插旗山为红三军团之一部。进攻红花岗的敌军被红军所击溃。唯进攻老鸦山、插旗山的敌人,火力凶猛。满山硝烟四起,炮火交织。红军阵地曾一度丢失,三军团十团团长张宗逊也负了伤,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壮烈牺牲,情况较为危急。前线指挥员彭德怀立刻命令红十一团从老鸦山东侧配合十团向敌进攻;十二团与十三团从左翼包围山上敌人。军委又命令干部团同时出动,协助三军团一起攻击。一军团派出一个团迂回插到插旗山敌后,断敌退路。当时,在老鸦山及其山麓的战场上,一片战火鏖战激烈,是红军突围西征以来有名的大战之一。战斗至黄昏,敌大部被歼,残部分向懒板凳(南白镇)与柴溪(鸭溪)方向溃逃。军委命令一军一部与三军团一部分别追歼向南白镇 与鸭溪逃逸之敌。
  接着军委命令一、三军团于28日深夜要不顾一切疲劳挥戈南下,乘胜直追,将逃敌尚川黔公路穷追猛打至乌江边。军委在电令中特别强调指出:“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大战果到消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
3月1日,红一、三军团连续猛追,将援敌吴奇伟残部灭于乌江边,红军胜

利地结束了遵义战役。此日,军委在给各军团的电文里高兴地报告全军:“我野战军主力三日之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两个师,缴获(枪支)在2000以上,俘虏约3000人,开展了黔北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红军在遵义战役中赢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蒋介石则气急败坏,他在指责薛岳的电文中说:“这是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红军全军振奋,处处召开祝捷会,赋诗作画,讴歌胜利。当时任红三军团十一团政治委员的张爱萍于战后在鸭溪驻地填《西江月·遵义大捷》一阕:
抢夺娄山天险,
直下遵义月明。
鏖战竟日老鸦岭,
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胜,
转战历数艰辛。
欢声动地如雷鸣,
远望万山横亘。

 

Copyright (c) 2005-2008 www.Seezy.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协办单位:遵义市红花岗区方志办  遵义天一创意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遵义易拓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黔ICP备06002023号